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情境与逻辑
引用本文：许中波.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情境与逻辑——基于叙事建构的政策过程反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54-66.
作者简介：许中波（1991—），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许中波老师近照）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推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然而，在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不少村庄在学习后却陷入发展困境，政策效果不佳，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实地验证，并被推广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与实在主义的解释路径相对，基于苏南J县的长周期调查和多案例比较，将叙事建构作为分析视角，尝试从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策等本土维度呈现模式推广的互动情境，揭示模式推广的叙事手段及其影响下的组织决策。研究发现，模式推广失效肇始于决策阶段的理性偏离，政策对象的认知和决策一直处于被叙事建构的境地。究其原因，科层运作的偏好及能力催动了带有价值指向的叙事生产；推广叙事经由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建构了共有观念和折中决策，同意源自制造；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受到信息失真、内外部矛盾和忽视地方因素的困扰。研究进一步诠释了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借此检视农村各类政策典型的推广过程，启示在于：一方面要“讲好故事”，重视具有价值建构功能的政策叙事；另一方面要“讲真故事”，警惕政策知识生产的异化和经验传导的扭曲，保留政策对象自主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叙事建构；组织决策；叙事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事实上，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出发，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推广，是我党应对规模治理的手段之一，对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总结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的有效做法。在这些做法中，诸多地区习惯总结一套模式话语进行归纳，比如联营制、公私分利制、党建引领型、物业出租型等。倘若从宣传口径入手，全国各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称谓更有数十种之多。在某种意义上，“模式”本身成了集体经济探索成效的代名词。如果将模式创新放到中国公共政策运行的大背景下，那么“由点到面”的模式“推广-学习”自然就成为检验其成效的试金石。模式推广的扩散效应能够满足大范围内需求群体的政策憧憬，快速实现创新经验的吸纳、移植和再生产，节约治理成本。关注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者将模式的“创新-推广-学习”视为一种有效且灵活的治理手段，认为是塑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机制之一。
然而，大量研究对模式“创新-推广”的前端聚焦却弱化了对模式“推广-学习”的后端跟进。在实际情形中，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学习效果远不如模式创新那般突出，这一方面受到了明星村庄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推广-学习”工作面临的条件复杂、周期过长、持续性不足等因素有关。笔者对苏南J县连续数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的推广初期往往在政治热情、集体话语的裹挟下一度如火如荼，但过段时间后很快归于平寂，结果相当一部分学习村庄要么“具其形而不具其实”，要么在“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中进退维谷。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部分验证，并被实施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的问题归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政策执行角度，提出模式推广过程存在着错位和梗阻，比如目标序列无法同执行者相匹配、政策传导过程存在互动规则断裂等；二是政策环境角度，认为模式背后的政策系统与制度环境不相容，或是现代公共政策无法适应传统社会环境；三是政策学习角度，指出效仿者可能在学习能力或条件方面存在缺陷，抑或出于其他目的出现了“内容替代”。以上几种归因有效识别了政策失效对应的社会结构与行动问题，秉持的是实在主义的解释路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部分困境也可从中获得解释。然而，经验调查亦显示，“推广烂摊子”的出现并非不可预判，只是诸多限制和隐患在村级组织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与之相印证，来自政策对象的事后反思也主要集中在最初组织决策的过程上，相关表述包括“决定过于草率”“当时考虑不周”“集体也盲目跟风”等。换言之，通过认知、情绪方面的反刍，政策对象意识到了理性决策中的非理性成分，特别是观念系统上的前后张力。作为研究启发，这意味着一条不同于实在主义的诠释政策推广失效问题的路径有待发掘。有研究指出，政策实施不仅是与理性化密切的权力运用过程，还是心理关系重构和社会互动建构的过程。
作为苏南地区的农业大县、强县，党建引领、农业产业园、村企联建、职业经理人等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在这里均有迹可循。自2017年开始，笔者先后数十次深入J县进行实地调研，对县、镇、村和各类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踪调查，形成了县域范围内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过程性、长周期和全景式判断，重点关注模式宣传和学习中的决策细节，由此构成案例分析的经验基础。因此，本研究尝试还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体情境，将叙事建构作为主要理论视角，剖析叙事影响下村庄的组织决策过程，将被习惯化、制度化的政策知识还原到意义创造的社会实践，进而发现中国语境下政策失效的个中机理和逻辑。
二、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的建构
建构主义通常聚焦什么被建构和建构如何发生这些实际工作，叙事分析是建构论者依赖的手段之一。本研究将研究问题置于叙事建构理论视角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经验诠释的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相重合。调研中，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历时性反思，从民众、干部到技术专家都不断尝试还原最初政策推广和接受的情境，试图在事实困境以外发现互动或观念上的问题，这和建构主义秉持的阐释立场及其对话语、认知视角的青睐相吻合。第二，经验呈现方式和理论构成要素相一致。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可以看成一个包含了人物、行为、情节、事件和主旨的案例故事，这和叙事理论所内含的构成要素基本一致。在此意义上，模式的“推广-学习”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有价值故事的复述和复刻过程，进而有助于揭示集体层面组织决策的理性制造过程及其动因。
1.理论回顾
（1）作为分析工具的叙事建构
叙事就是“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故事”，是具有价值指向的结构化表达。建构论者眼中的叙事如果不断趋向真实与接受，应当具备一些标准，例如一个有立场的观点、与观点相联系的事件、事件序列和因果关系。在组织制度主义发生语言学转向后，研究者开始捕捉叙事背后的反事实话语和工具性用途，如带有倾向性的叙事表达形式，用来弥补物质资源不足时的国家施政叙事等。进入政策学领域的叙事研究拓展最为迅速，其中以叙事政策框架（NPF）为代表。该理论提出，政策叙事是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中展开，围绕冲突、斗争、合作等目标发生行动关系，依某种顺序勾连起有关情节，传达一定的故事寓意，为政策主张提供佐证的话语表达过程。在实际应用中，叙事政策框架针对中观、宏观政策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借助对报纸、媒体的内容分析来呈现政策纷争的立场及因果关系。常见的分析策略主要有定义赢家和输家、天使和魔鬼等对立角色，情节上的跨时空关联或戏剧化冲突等。而在微观层面，政策叙事对个人观点的影响虽然构成了行动分析的基础，但由于作为证据资源的意义传递过程缺失而导致解释效力不足。
政治学者里德对权力过程展演维度的凸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秉承奥斯汀“言说即是行动”的观点，认为叙事一旦包含了宣称和承诺便具有了因果力量，比如不同行动如何共同地以某种方式被话语结构所塑造，导致叙事空间中的观众“可能支持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或只是假装理解的构想”。实质上，叙事对行动的建构，脱离不开潜藏在叙事轮廓下的权力支配关系，叙事者为了提升叙事合法性和吸引力，促使受众不断接近政策目标，可以对叙事内容进行“转译”和“编辑”，还可以动用包括技术、设备在内的非行动者形成新的社会联结，最终完成认知层面上的政策知识建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能够被其他村庄效仿，可能同样存在着被叙事驱动的知识接受与认知建构过程。
（2）组织决策理性
政策既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决策的命题。处在复杂环境中的组织需要不断对政策叙事做出回应，决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决策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的理性选择过程，不过这一论断受到了以西蒙、塞特为代表的卡耐基-梅隆学派的挑战。后者倡导“有限理性”，认为囊括全部先验信息的场景是不存在的，人的信息加工能力也是有限的，决策者无法做出最优抉择，只能追求限度内的满意。特别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决策经常只能利用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并要在极短的时间中拍板决定。如果进一步将政治、代理、博弈等因素添加进来，同处建构中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达成满意的困难。
为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行动中的组织一方面可采用搜寻的方式来获取更多备选方案，通过循序比较、延长决策时间来扩展理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可直接借鉴既有成功模式，通过“趋同化模仿”来响应不确定性中的未知。但是这些应对策略似乎无法解释那些偶发的、情绪化的或不计成本投入的组织行为，一些研究者据此区分了主观/客观两个层面的“有限理性”，前者重点突出人的认知情绪对组织决策的影响。而在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看来，“主观有限理性”实质上反映的是组织理性中的非理性和非线性，克罗齐耶等人提出，组织决策并不是依据固有偏好和计算好的目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由此可以认为，叙事建构视角下的组织决策并不遵循完全理性，而总是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在同时受到主观/客观限制的有限理性中，行动者一方面会小心计算以博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也会感情用事做出投机、冒险行为，后者却常被视为一种主观理性。所以，韦伯在探讨社会行动时主张将因果分析和建构理解两种进路结合起来。不过从以上理论视角切入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和组织决策过程，将政策执行的微观层面与宏观效应联系起来，还有待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本土化适配和转换。为避免理论对经验的削足适履，本研究尝试从实践内部形成问题归因路径，通过案例经验的抽象和归纳构建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
2.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的提出
J县位处长江南岸，境内水系发达，土地资源丰富，全县下辖8个乡镇，共有耕地73.5万亩。2021年底全县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为35.63亿元，在156个村级单位中，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接近三分之一。2022年，J县4个村庄入选省级“共同富裕百村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创新特色显著。按照省委要求，选树百个典型案例是为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好模式，以引领更多村庄走向共同富裕。J县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实践开展得更早，县领导力争在农业领域“做强做大”，坚持让“一部分村大步快跑，一部分村小步紧追。”为了系统呈现近些年J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总体场景，本研究主要聚焦其中的四类创新模式：资产盘活型、农旅融合型、产业发展型和村企共建型，同时按照政策典型治理的“点面逻辑”进行案例选择和比较，进而区分出两类村庄：模式创新村和模式学习村（表1）。
2015年，J县尚有70余个经济薄弱村，模式学习村是其中的重点扶持村。调研发现，学习村的政策模仿效果普遍达不到创新村的水准，如从收益上分析，仅有一两个村庄能达到创新村综合收益的70%～80%。即使经过了数年发展，学习村在制度、产品、技术和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限制因素，甚至再度陷入主体性缺失、“造血”功能减退或集体道德崩坏等困境，模式推广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治理绩效。对于以上困境的出现，村干部和村民的理由莫衷一是，在他们看来，既有“脑门一热”的情绪化冲动，也有“跟着集体走”的从众效应，还有“面子上过不去”的理性无奈。通过结构性访谈和多阶段调研，本研究获得了62份有效访谈资料和24份会议记录底本，运用扎根理论逐次进行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提取到18个核心关键词，对重复性概念筛选后，得到“技术（懂技能）”“情感（给面子）”等6对开放范畴概念和“个体认知”“集体行为”等3个主范畴概念。结果发现，政策接受在个体认知方面主要集中在“懂技能”和“给面子”两种表述上，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掌握新模式下的技术原理，比如资产配置是何种形式、旅游经营如何投资与宣传等；此外还与考量和面子等情感关系有关，比如被干部上门做工作。集体行为层面则集中在“都赞成”和“做决定”两种表述上，对决策的事后反思认为，村民当初确实达成了一定共识，最终拍板也是由集体做出的。而从个体认知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要改变”和“抓时机”的表述，前者肯定了现状不变就是一种问题，因此应当做出改变去学习新模式；而一旦认定了问题形成，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机会将显得尤为重要。
从叙事建构出发的组织决策理性分析，需要利用经验证据对因果机制进行验证。如果将模式推广和模式学习视为宏观层面的因果现象，那么基于微观个体和中观组织的归纳分析将延伸出较长的因果链条，由扎根理论析出的主副范畴需要完成微观-宏观交互意义上的核心机制传导，从而将杂乱的微观朔因整合成宏观层次的规律解释。著名的“科尔曼之舟”为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机制解释提供了一种诠释路径。按照该理论模型，如果把模式推广作为宏观行为的起点，那么模式学习就是宏观行为的终点，个体认知和集体行为分别构成微观层面的两个传导节点（图1）。结合扎根分析提炼出的主副范畴，从“懂技能”到“做决定”的表述逐一对应的是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策等解释因素，这些因素在叙事情境中被调动、触发和激活。叙事情境指代的是主体性意义互动的背景环境，在本研究中既包括田间地头的偶遇，也包括有意安排的各种形式的集会。随着情境转换，模式推广叙事贯穿了从Ⅰ到Ⅲ的全过程链条，最终产生对组织决策的因果影响。
三、情境呈现：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叙事建构
政策叙事在何种情境中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产生建构影响？以前文搭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根据J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体经验材料，从模式推广叙事的全过程链条出发，分类呈现不同维度的叙事建构过程和手段，深描从微观个体到中观组织的决策思维路径。
1.“技术-情感”维度的叙事建构
在叙事建构理论中，话语诉诸知识、社会关系等媒介，经由表述赋予意义。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叙事话语突出的是两类特性：合理性和合情性，前者强调模式推广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后者应对的是政策对象的情感意愿。考虑到话语输出的主体，有两种形式值得关注。
（1）专家-技术话语
由专业知识和技术组成的专家系统，掌握着一套社会运行的特有规范。不过，由于普通民众在理解复杂技术上的难度日益变大，专家-技术话语得以形成具备某种权威的支配力量。在农村集体经济领域，一方面，诸多创新模式不断基于信息网络、资本配置等技术要素获得重组，新的技术形态冲击着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和观念；另一方面，J县形成了一支包括农科人员、农政研究者、职业经理人等在内的专家队伍，他们是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实践的领头人、建言者，同时还是模式推广的宣传者、咨询者。在不同模式中，专家类型和技术形态日益专业化和细分化（表2），一旦进入相应技术领域，专家便掌握着技术解释和应用的话语权。以乡村电商推广培训为例，“网点美工”“数据分析”“品牌培育”“多温区存储分单机制”等专业术语和程序规则已经慢慢超出了村民的认知范畴，导致其难以同技术专家进行平等对话。
（2）干部-情感话语
情感是叙事的修辞形式之一，侧重以柔化的感性因素和关系资源建构政策活动空间。干部-情感话语的结合意味着科层制度对情绪化要素的吸纳，成为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在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干部打感情牌”多数是通过私人情感的公共转化方式实现的，也就是百姓口中的“给面子”，民众为了偿还干部在其他方面的“恩情”而在集体经济事务上选择妥协。“老刘是个实在人，公家占虾塘那块地时没少给我们争取。现在他开口了，我们不能不给面子（村民ZR）。”此外，干部-情感话语还会融入集体主义叙事。以村企共建型为例，镇干部（HJF）在宣讲中反复提及这是一种由企业保底的集体劳动形态，“现在的集体既是老集体也是新集体，‘老’说的是全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新’讲的是规则新，风险集体担，进退自由。只要进来，村里承诺让你有一份保底。”在道德层面，干部还会把不积极的农户置于“大公”和“小私”的道德抉择情境，给后者带来舆论上的压力。“一说就是为大伙着想，还是只顾自己腰包……大家上你不上，背后肯定说你闲话（村民FJJ）。”从推广双方来看，有温度的情感话语唤起了村民的理解和同情等情绪，理性权衡不得不向非理性情感让渡部分空间；情感动员的实质是干部借用非正式规则使村民服从正式维度的安排，是情感的工具价值对合作理性价值的替代。
2.“问题-机会”维度的叙事建构
（1）问题建构：“不改变就被指责”
问题建构的第一重路径在于政策叙事对集体经济成功与失败的性质界定。2015年J县将集体经营收入低于15万元的村庄列为经济薄弱村，而高于某一标准的则成为经济强村或特色创新村。在地方政府的评判中，强弱之别暗含着成功与失败的意味，对于被评为经济薄弱村的村干部而言，村庄集体经济的问题属性出现变化，开始从内部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薄弱村是个帽子……有的村经济还可以，主要集体这块弱一些，但上边定了调，就成了问题（村主任ZWM）。”
问题建构的第二重路径是资源下乡中的分配叙事。自2016年开始，J县每年斥资千万元用于村帮扶，能否实现集体经济模式创新或模仿是资源分配的依据之一。在村民眼中，资源下乡就是“分蛋糕”的过程，积极作为的村庄“有蛋糕”，不作为的村庄“没蛋糕”，这对于那些未做出改变的村庄而言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政策变了，你不干就没钱，（不改变）老百姓就得指你鼻子，说你没本事，连白给的钱都搞不到手（村委DJQ）。”
问题建构的第三重路径是围绕经济强村的福利宣传叙事。产业发展型中的周庄和陈礼村集体营收突破百万大关后，先后拿出部分收入作为公益金用于资奖村庄学生，周庄还向村中75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补助金。“谁不眼馋呢？我们村里穷，一分回头钱都见不到（村民WGF）。”福利比较产生的差异和失落感产生了反向激励效果，于是村民向本村干部“问责”倒逼村集体在经济发展领域谋求改变。
（2）机会建构：“过了这村没这店”
模式推广带有任务和吸引双重特征，通过机会建构增强吸引力要比任务布置更有利于激发政策对象的主动性。随着官员对资源分配和政策窗口期的强调，“过了这村没这店”式的叙事不断刺激着对象村庄的机会感知。“每年总额很有限，发展一些（村）也不是撒豆子，谁都有。经营连片，土地是问题，后边批大块要收紧，出了新方案情况肯定要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在镇产业发展型模式推广会议上如是说。一些学习村的村干部深知，将政策资源与村庄问题需求相匹配，抓住政策机会为村庄谋福利是必然要做出的决断。然而，机会之中也隐藏着风险，模式变革无法排除失败的可能。为了减少风险忧虑，镇政府也准备有相应的叙事方案。资产盘活型的李甸村的故事宣传具有代表性。
2012年李甸整体拆迁后，保留了一部分养殖水面，村集体将部分拆迁资金用于投资水产养殖，但市场萎缩导致投资不利。2016年集体商铺交付后，村委转给了部分村民经营，不过由于暗箱操作导致营收低微、欠款累积，村委用于安置社区的管理经费一度不足。直到按照镇政府建议入股镇农科公司后，彼时境况才逐步获得改善。这一故事的宣扬既昭示着乡镇政府在集体经济创新方面的领导力，同时也让处在类似阶段的村庄不得不思考是否会经历相同问题。多数村民认为，与其在不确定性中摸索，不如接受已经产生效益的模式。高庙等12个村庄被故事内容打动，先后入股农科公司接受统一规划和经营。在此意义上，故事化的政策叙事建构起了因果思维，对收益的渲染和风险的规避，让学习村陷入有限的机会选择游戏。
3.“共识-决策”维度的叙事建构
乡土本位的社会结构使村庄共识广泛受到精英群体的影响，村务决策也经常被“看上边的意思”所牵制，这就为政策叙事留下了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
（1）共识建构：半正式的信息共享和承诺
J县模式推广中的共识建构主要发生在两种半正式场景中，分别是乡贤会和酒会，与会者一般是乡镇官员、村干部和乡村精英。半正式场景的作用是可以将不便于在正式场合透露的信息传达给政策对象。为了形成模式共识，J县在各个村庄都召开过各种形式的乡贤会，一方面倾听民意，另一方面对模式学习政策进行解读，其中针对“疑难杂症”的半官方解释尤为重要。西岗头村处理乡村旅游设施投资和收益的争议，就是在一次乡贤会上消除的分歧。“公共旅游设施建设是一盘棋，有矛盾可以消化，大局观很重要。所以目前（投资）部分还是村里兜底，不过体量大的不能缩脖子，收益先对半开，允许高一至两成（街道副书记MLZ）。”而在酒会场合中，更适合将那些夸张化承诺以及诉苦、博取同情等情绪传达给政策对象，从而形成信任关系，以信任促共识。“钱和技术都不是问题，缺啥少啥一句话的事（农服办主任ZK）。”“现在工作不好开展，老弟这一亩三分地还得一起照看（副镇长TXL）。”在乡村精英看来，“酒场上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上级官员掌握着政策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中只有部分可取，也潜藏着发展的良机。同处科层体系内的村干部，则更看重酒会上的情感联系，上级官员的夸张化承诺会转化为对村干部的补偿式激励。
（2）决策建构：正式会议中的势能和情绪
推广叙事是一套言说系统，从言说转换为具体行动仍然要依赖政策对象的最终决策，村集体决策通常发生在村党支部会议、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等正式制度框架下。会议中的推广叙事一般通过以下两种路径产生影响：一是营造声势的政治势能，比如由高层级政府机构组织或发起相关会议，高级别领导出席或列席。以资产盘活型和农旅融合型模式推广为例，会议组织方涉及市县多个部门，并有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在村干部眼中，高规格举办和高级别领导出席的会议基本意味着事情的“板上钉钉”。另外，会议频次也能体现出政策意志的传导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模式推广的会议总次数都超过了20次。二是叙事互动的情绪表达。会议虽然是一种限定语言格式的互动情境，但政府官员依然能够在政策语言中附加一定的个人态度，比如带有特定指向的暗示和隐喻。“镇领导喜欢讲成绩，丘头村学得好，反复讲给我们听，大家也明白什么意思（村干部WFM）”“听话听音，开会讲这么多好处还不就是要一起搞，但是领导不能把话说死，聪明的就知道该怎么做（村干部FLE）。”对普通村民而言，村庄会议中的领导在场还同时意味着即时交流的可能，一些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个体困难也可以传达给领导。不过这一情境下的问题交流多半获得是来自官员的模糊解释和允诺，尽管有些村民对此缺少信任感，但是相比缺乏政策支持的自主探索，多数村民依然会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并在会议表决中投下赞成票。
四、逻辑分析：模式推广失效的内在理路
政策执行中的叙事情境呈现重新描摹了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推广-学习”过程，在操作层面上，各种话语技艺和修辞术的施展强化了推广说服力，应当被视为一项成功且有效的叙事。但叙事有效恰恰和推广失效形成了现实反差，模式移植后的发展困境——股权纠纷、产业同质化、设施回报率低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并没有在决策初期被充分考虑和应对，村民的事后反思也只是以“考虑不周”的埋怨居多。由此突显的问题在于，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似乎更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主观理性逐渐偏离客观理性，导致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未能进入决策视野。那么，为什么各级政策执行者会一致地、不遗余力地构造推广叙事？推广叙事造成组织非理性决策的机制是什么？一项“成功”的推广叙事为何无法带来集体经济治理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和解答，有助于挖掘模式推广失效的底层逻辑。
1.叙事生产：科层运作的偏好和可能
叙事不会凭空产生，其承载着叙事主体的行为和态度。政策领域的推广叙事在“编辑者”的意义建构和规范传达中得到完善。农村政策推广内嵌于科层运作体系，行政化的绩效激励、科层运作的行动习惯塑造了推广主体的价值与选择偏好，受其影响的推广过程逐步演化出新行动秩序，成为叙事生产的元驱动力。
第一，科层运作的政绩偏好赋予不同层级干部推广动力，叙事在执行链条中被生产。县乡村三级干部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者和建设者，模式推广一旦融入政绩考核体系，相关行动者都会受到绩效的约束和激励。绩效主宰的政策效果评价对于指标数字格外敏感，有多少村庄学习了相关模式、几年内实现了多少集体营收，这些指标成为衡量干部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然而，绩效数字时常湮没了政策初始目标，从而导致形式对内容的替代。J县农村集体经济领域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都会调整，并将当年重要的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指标体系，而至于何种类型的指标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过程行为却很少被制定者所关注。通约性的指标形成了干部之间的同质联结，特别在行动联盟产生后政策叙事便获得了强有力的科层权力背书，并在科层扩散中逐步被丰富和完善。
第二，简约偏好激发科层治理的自信，风险偏好限制官员的选择余地。一方面，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赋予标准语言的集成指令，越是清晰且简单的模式越符合国家机器的审美，越能激发官员塑造社会秩序的自信。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创新模式经由指标化度量，在县乡官员眼中成为一种简约而有力的政策知识，相比深陷于多个复杂的村庄事实，一种被认为有用的叙事概括显然更具吸引力和操作性。但是，简约偏好忽视了村庄内部的交叠关系和差异结构，越过各个村庄实际的集体经济标准化改造，并不能有效应对差异问题。比如，同样为农旅融合型模式，城郊村和远郊村在旅游业态上的认知就存在着较大分歧，基于前者经验的推广叙事并未传递更具适应性的操作方案。另一方面，风险偏好使官员行动选择窄化，基于模仿的再创新不受重视。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领域，基层干部深知打造一个创新典型并非易事，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精力，而且时常面临失败风险。因此，执行上级认可的成熟模式要比推动再创新所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况且主流模式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压制了其他发声空间，如果基于模仿的再创新无法带来实质贡献，不仅会被质疑对模式推广的执行力度，而且可能不幸遭遇逆向淘汰。干部间盛行的“谁挑头、谁担责”说法暗含的是同一道理。
第三，科层偏好激发了推广叙事的贯彻和依赖，但叙事内容的生产主要源自推广者的“转译”和“编辑”能力。“转译”是指将地方的默会知识转化成容易被理解的故事文本，“编辑”是对文本内容的剪裁、取舍或突出。取材于实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经验很少自动获得传播，“模式”之名的诞生本身也是叙事建构的过程。因为县乡政府垄断着创新村模式的解释权，所以从特殊经验到政策知识的转译受到了权威和技术专家的制约。一种模式的创新点是什么、缘何生发、响应哪些政策议题，这些解释都必须以后者的授权为前提。在创新村和学习村之间，各级政府成为创新经验的转译者和政策知识的传播者。其间，各类推广者会不断对模式内容添加自身解读，在大的叙事方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伴随政策压力、时间等要素的嵌入，对叙事的“编辑”将不断凸显问题性和紧迫性，例如对成功与失败的界定、对机会节点的把握等。由此，一个具备背景、情节、寓意和条件的模式推广叙事成为可能。
2.同意制造：叙事建构的认知和选择
一般认为，同意是由人自发做出的认知决定，但布洛维对工厂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制度和系统力量对同意的生产具有引导牵制作用。J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在最初阶段基本都获得了政策对象的同意，但叙事情境的再现反映出推广叙事对同意生成的建构作用。已有学者注意到“同意制造”正成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并强调了认知信念对认同形成的基础影响。但在不同政策领域，同意制造的认知逻辑多有不同，模式推广中的叙事建构主要通过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来影响理性认知的走向，最终完成同意的生产。
首先，叙事的方向和重点对人们的注意力有吸引和捕获作用，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对焦点外事物的忽视。政策推广者在各种宣传、讲座、会议上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优势的强调，构造的是一幅充满机会和收益的发展图景，习惯于和“效率、经验”等说辞绑定。同时在各种技术专家和扶持政策的支撑下，模式学习的风险被显著降低，民众围绕既有信息形成的政策预判逐渐向潜在利益倾斜，至于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极易被忽视掉。此外，推广叙事中的注意力还和场景具有强相关性，在乡贤会、酒会、村代会、党政联席会等各类场景中，持续的宣讲和讨论会形成一种政策图景的单向传递机制，将原本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虽然在此过程中仍然会有人质疑和观望，但已不足以撼动叙事本身的中心位置。
其次，注意力理论还无法代替理性思考做出决策，究竟能否接受模式推广还面临着选择问题，即要不要学习，以及向哪种模式学习。在模式推广的全过程，专家、创新村、企业等外部力量分别构成了叙事主体之一，但多元外部知识面对的是同质化决策群体，通过共识和决策的叙事建构，以精英为代表的村庄内部反而会不断强化共有观点。于是在学与不学的对立选择中，拒绝模式学习便意味着集体经济的自甘低效，而选择近可触及的经验还是远在天边的案例显然也容易比较出结果。所以在有限理性视野下，接受模式推广的决策并不是一个最优抉择，而只是相对满意抉择。有限比较中产生的满意是同意的变体，实质上更多意味的是妥协折中。
最后，从情感、道德角度介入的说服、劝导、“给面子”等换取政策对象同意的做法，基本是非理性要素对理性要素的替代。我国农村一直维持着熟人社会的底色，“由情入理”是政策下乡和日常沟通的惯用技法。诚然，带有温情色彩的治理手段更具人本理念，但情理边界的混淆以及情理转换的随意，经常导致“情难却”和“理不清”。在多层次的叙事场景中，情感、道德手段动用的权力掌握在推广者手中，在什么节点“以情换理”或“以德治理”均被推广者所主导，政策对象只能无奈地被动应对。所以，被情感消解的理性只能被迫让渡决策权力，个体的情面换取的是集体的同意。如此产生的组织决策名实不一、隐患重重，为后续的停滞或烂摊子发生埋下伏笔。
3.理性约束：组织决策的限制和矛盾
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把理性决策建立在有限资源和心智的基础上，满意的达成常常是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妥协而非替代。随着外部信息、环境等因素成为组织决策分析的前提，理性的“有限”开始从内部向外部延伸，身处不确定环境中的组织决策无法超越外部限制取得“最优解”。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时的外部约束及建立在其上的期望也容易引发内外矛盾。
第一，成为“模式”的过程导致实际经验流失，组织决策面临信息失真。有研究指出，创新经验转化为政策知识的过程离不开转义者的话语建构，其背后潜藏着消解和扭曲实际经验的风险。在J县的模式推广叙事中，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创新村庄的原始信息，并且“模式”定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政者的信息筛选和倾向性解释，所以模式话语对原始经验的还原度并不重要，能否转化为一种鲜明的政策符号才是关键。在成为“模式”的过程中，创新村也时常迎合上级观点，会选择性讲述那些被认可的内容，而灰色地带的经验却被刻意压缩。随着叙事链条的延长，叙事情节可能日益清晰，但对原始经验的呈现却不断模糊，学习村产生的后续问题很难从初始叙事中找到答案。建立在不完全或失真信息之上的组织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离客观理性越来越远的过程。
第二，推广叙事诱发组织内外部决策的矛盾。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管理属于成员内部决策事务，官员、专家是影响村务决策的外部行动者。模式推广直至达到“造血自生”，应当是一个“由外而内，以内为主”的过程。然而，通过“共识-决策”建构，官员、专家的推广叙事包揽了一部分资金、信息风险，并依据抽象政策知识做出肯定性承诺，这就形成了组织内外部共同决策的局面。组织自愿牺牲部分自主性以换取最大化利益和风险庇护，其实是一种“自主性吸纳”的表现。内外部决策看似均衡，实则矛盾丛生：一方面在于外部行动者不会参与具体的决策执行，项目落地的过程可能遭遇执行偏差；另一方面在于内外部决策割裂了组织运行的内在一致性，当地方官员和村集体产生利益分配、投资模式等路径分歧时，权责模糊或目标冲突将加剧后续决策矛盾。
第三，模式推广的线性叙事忽视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组织决策弱化了对地方因素的关注。和很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类似，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也格外强调政策学习带来的红利、效率和进步，叙事话语倾向于建构一个超越地方的模式框架，输入不同村庄都能制造标准的集体经济形态，形成社会进化意义上的线性叙事。回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南模式变化的历史经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核在于与地方实际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机制安排，而非某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体系。J县模式打造的关键地方因素涉及农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必要的组织支撑和可调配的村庄资源等，线性叙事偏好“扬长避短”，组织决策因而未能给予地方因素应有的重视。沈家棚、包巷等村遭遇模式学习中断，普遍和缺乏集体经济带头人、政经组织权利冲突等因素有关。简言之，线性叙事未能重视对失败、灰色经验的总结，因此依据叙事逻辑做出的决策往往敢于“迎难而上”，但在困难发生后却又束手无策。
五、结论、讨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叙事建构视角出发，检视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推广过程。近期的政策研究共识认为，政策推广中的“运动”机制有助于快速实现政策目标，但由于超常规运行引致治理负荷增加，这一手段往往不可持续且正当性存疑。与之相对，政策叙事更加柔和、缓慢和隐性，当缺乏足够压力势能时，为保证一定的政策绩效产出，叙事化的政策话语生产和使用便得到了执行者的青睐。对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研究表明，即便不带有强力色彩的政策叙事手段依然可以通过信息剪裁、场景利用、情节植入等方式“构造价值”，传输单方面的政策意志，从而对政策对象的理性决策和判断施加影响。政策执行利用修辞、故事产生吸引力和动员力，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放大”行为，即通过对某些价值的美化和升华来形成特定的利益感知方式。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组织主观理性偏离客观理性的诱因，一方面在于决策者接受了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性，认为其是适当的、可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于决策环境受到了外部价值规训的影响，叙事框架约束着组织的推理和选择能力，而不仅仅关乎客观条件的具备程度。
目前，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各类政策典型和模式不断在乡村治理中被推广应用，其中对模式经验的宣传、解读关系到模式“推广-学习”的成败。实务界既要重视具有意义建构功能的政策叙事，“讲好故事”以增强政策可信度和说服力；同时还须警惕叙事本身的知识生产异化，以及和权力之间的错配，“讲真故事”以避免政策经验传导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由此推及那些带有改造取向的乡村政策行为，可以说，模式选树及其推广其实也是一种对统一和秩序的执念，管理者总是寄希望于某种简单的图示来完成对复杂社会的化约和整理。不过悖论在于，如果说模式诞生意味着一种特殊性建立，那么模式推广就暗含着标准化，强调标准化会压制新的特殊性生成；而缺少标准化，由特殊性带来的普遍意义似乎又无法发挥效果。“究竟是倾向于标准化还是特殊性，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有效的平衡点，这种平衡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任何偏执一端都不可取。”学术上的争论似可以无限猜想，而实践中的政策设计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
2.关于“叙事理性”的组织学讨论
传统组织学认为，多数情形中的组织决策都是受“合乎情理的逻辑”支配。这一逻辑注意到了由直觉、情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主导的心理认知过程。受其影响，组织决策会形成钟摆式或复合式的思维路径，理性逻辑和非理性逻辑不断轮番上场，并发生交互作用。根据理性测度方法，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中的系列解释因素，构成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决策行为连续统（图2）。推广叙事影响组织决策的诸种机制在连续统中不断组合和重构，维持着一个动态引导的过程。在行动者看来，不论是出于道德情感还是理性计算，一个“好的理由”或“好的故事”赋予了行动意义，决策也可以达到满意。费舍尔对此提出了建立在语言和交流之上的“叙事理性”，核心主旨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和验证性的故事话语同样可以提供行动理由支撑，包括解释那些感性的、冒险的冲动行为。
如果说有限理性是从约束的角度定义了组织决策理性的边界，那么叙事理性就是从容纳的角度将决策理性和非理性融为一体。通过和有限理性思想比较发现，叙事理性影响下的组织决策蕴含着与之不同的逻辑：第一，叙事理性强调故事因果，组织决策遵循的是认知逻辑，信念、语言具有强塑性；有限理性侧重历史因果，遵循的是经验逻辑，过往经历对组织决策有惯性影响。第二，基于选择性激励效应，政策叙事经常营造对立角色，组织决策过程以对立比较为主，只能做二分选择；有限理性下的组织决策存在搜寻过程，通过循序成对比较达到满意。第三，受以上两方面影响，叙事理性下的组织决策敢于挑战不确定性，即便当下不具备相应条件；有限理性一般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在条件不具备时采取保守策略。第四，规避不确定性导致组织发生“趋同化模仿”行为，目的在于保证组织合法性安全；而挑战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织行为特征是“模仿化趋同”，目标在于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改善组织困境，模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尽管两者都发生组织同化，但行为目标存在差异。整体来看，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边界处在不断的动态建构中，叙事影响下的认知、观念持续受到新意义图景的引导（图2）。
3.政策建议
理论是表征社会现象不同方面的可见视角，能够对常规路径以外的知识保持洞察力。叙事建构理论为诠释J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失效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应当受到重视。然而，正如建构主义者的自我批判那样，新的解释并不是对事实的唯一反映，它只是重拾了那些习惯化的、未被注意的工作。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模式打造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推广叙事应兼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供更多充分信息。传统组织学认为，拓展信息范围、增加备选项有助于拓展理性边界。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推广叙事中，从模式源头转化成政策知识，然后输入到村庄的过程应尽可能还原初始经验，同时容许更多外部信息的输入。多维度信息互鉴可以减少单向度的价值传输风险，消除部分不确定性，从而改善村集体的决策信息环境，同时也应当留有组织多元选择的余地，形成基于正反经验的自主性判断，降低因投机行为产生的风险。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是村域范围内成员、资本的联合，而非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模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变化中的村集体组织在考察、决策中应当稳健和谨慎。趋近合理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不存在一种经过全部制度移植就能达至完美的组织变迁路径。实践中的村集体通过模式学习谋求集体经济壮大，既要加强对当下环境的适应性，取得政策学习和自我适应之间的平衡，也要强化对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时刻保持在“干中学”，在模仿中再创新。
第三，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一方面要厘清政府干预和村庄自主性、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变主导为引导，寓服务于治理，避免乡村治理陷入“唯上不唯下”的科层旋涡；另一方面要正视集体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和曲折性，为村庄保留阶段性决策的空间，既要追求动态最优解，还应当允许各村庄做出适时适宜的退出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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